试管婴儿技术伦理争议：基因筛选是“优生”还是“歧视”?
试管婴儿技术自诞生以来，始终游走于医学突破与伦理争议的交叉点。其中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(PGT)技术通过基因筛选阻断遗传病传递，被部分家庭视为“优生利器”，却也因涉及胚胎选择、基因干预等问题，引发了关于“技术是否走向歧视”的激烈讨论。
医学价值：阻断遗传病的“生命防线”
PGT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降低遗传病风险。以地中海贫血为例，若父母均为β-地贫基因携带者，传统生育方式下子女有25%概率患重型地贫。通过PGT-M(单基因病检测)技术，可精准筛选出未携带致病基因的胚胎，使遗传病阻断率达100%。2025年珠海某家庭案例中，夫妇因携带脊髓性肌萎缩症基因连续两胎患病，通过PGT-M技术成功生育无病宝宝，印证了技术对家庭健康的拯救作用。
此外，PGT-A(非整倍体筛查)技术通过检测胚胎染色体数目，将高龄女性(35岁)流产率从40%降至9%，活产率提升至65%。这些数据表明，基因筛选在医学层面具有显著价值，是预防出生缺陷、实现优生优育的重要手段。
伦理争议：从“生命选择”到“基因歧视”
然而，PGT技术的伦理边界始终模糊。其争议焦点集中在三方面：
胚胎生命权的尊重：PGT需在胚胎阶段进行基因检测，可能涉及胚胎的“淘汰”。部分伦理学家认为，胚胎具有潜在生命价值，筛选过程可能侵犯其权益，甚至触及“设计婴儿”的伦理底线。例如，日本《生殖医疗相关法律》明确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胚胎选择，以避免对生命的不尊重。
社会公平与基因歧视：PGT技术的高昂费用(单周期约8-15万元)使其成为富裕家庭的“特权”。若技术被用于选择非疾病特征(如智力、外貌)，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，导致“基因阶层”分化。美国已有案例显示，部分家庭通过PGT筛选HLA配型胚胎，利用新生儿脐血干细胞救治患病子女，这种“工具化”生育被批评为对生命价值的物化。
性别选择的隐忧：尽管中国等国家禁止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，但PGT技术仍可能被滥用。例如，某些文化中对特定性别的偏好可能导致性别比例失衡，进而引发婚姻市场扭曲和社会问题。
平衡之道：技术、伦理与法律的协同
面对争议，全球多国通过立法和伦理规范寻求平衡：
严格限制适用范围：中国规定PGT仅适用于染色体异常、单基因遗传病等医学指征，禁止非疾病特征的筛选。
强化伦理审查：医疗机构需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批，确保技术使用符合“小伤害”和“公平性”原则。
推动公众教育：通过科普消除对试管婴儿的偏见，强调技术旨在预防疾病，而非制造“完美婴儿”。
未来展望：在创新与责任间前行
PGT技术的伦理争议本质是科技发展与人文价值的碰撞。随着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普及，胚胎检测将更精准，但这也要求伦理框架同步升级。例如，如何界定“严重遗传病”?是否允许筛选多基因疾病风险?这些问题需全球协作回答。
技术本身无善恶，关键在于如何使用。PGT技术为遗传病家庭带来了希望，但必须警惕其被异化为“优生工具”。唯有在医学价值、伦理原则与社会公平间找到支点，才能让试管婴儿技术真正成为“生命的礼物”，而非“歧视的源头”。
